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从中国特色政治逻辑和法治逻辑的紧密结合上，集中彰显了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新道路的核心要义。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像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出来的主要是自下而上社会演进模式，即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需要，经过一二百年乃至二三百年内生演化，逐步实现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

中外历史反复证明，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制度和法治模式，亦步亦趋照走别国的法治道路，都注定不会成功。传统中华法治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法治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没有反对党，不是三权鼎立、多党轮流坐庄，我国法治体系要跟这个制度相配套。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命运多舛、影响渐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二）创新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在香槟酒委员会诉北京圣焱意美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圣焱意美公司）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2月10日作出了（2012）一中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

也就是说，为什么无法认为下位法是对上位法的内容的具体化，因为下位法的制定机关有其自己的意志，上位法顶多只规定了下位法不能规定的内容，但具体应当规定什么内容，上位法并无法为下位法提供指示，自然更谈不上下位法对上位法的内容进行具体化了。此外，有学者认为凯尔森的理论为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提供了理由，并对其展开了批判。参见吴邦国：《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3年第3期，第323页。由此可见，如果缺少废止关系标准，有关法律位阶关系的判断将是不充分的。

此时，人应当保持宇宙和谐就是基础规范。更何况，按照梅克尔区分法的行为规则与法的产生规则的做法，如果说所有的上位法都是法的产生规则，那么法的行为规则在哪里？难道只有最低层级的事实上的执行行为才是法的行为规则？因此，法的产生规则并不是分散在每个上位法中，而是集中规定在宪法中。

梅克尔和凯尔森之所以认为下位法既具有法制定的性质，又具有法适用的性质，是因为他们将个别规范也作为法律形式。参见杨小君编：《重大行政案件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陈景辉教授的宪法是二阶规则或者次级规则、其他法是一阶规则或者初级规则的观点是成立的。首先，凯尔森将效力基础分为两种，一种是静态的，即一个规范的效力可以追溯到另一个规范的内容，此时这两个规范构成一般与特殊的包含—被包含关系。

学者之所以担心将法律视为宪法的具体化会导致宪法成为法律总则，[25]实际上是把具体化理解为内容上的具体化，但这并非法制定意义上的具体化内涵。法秩序的宪法化虽然彰显了宪法的最高法地位，但同时也带来了饱和问题，即宪法的过载，从而对立法的民主形成过程以及部门法的独立性构成了威胁。可见，省级地方政府规章的授权依据中并无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38]据此，伯肯弗尔德及一些学者提出了宪法作为框架秩序（Rahmenordnung）的学说。

[42]参见前注[10]，马英娟文，第86-87页。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如果从客观价值秩序旨在反对魏玛时代的价值相对主义的历史来看，客观只是代表着一个根本价值的实定化，恰恰是为了防止任何国家机关，包括立法者和法院，主观地改变和取消这些价值。

同时，规范效力的高低也不是指其效力的强弱，而是从规范效力的来源（凯尔森称之为效力基础）上而言的。学者勒特尔认为，这种模式兼具前两种模式的性质，因为规范实现主要强调具体化受约束的他治一面，而规范产生主要强调具体化形成性的自治一面，规范填充意味着一种受约束的法形成。

[65]而且按照梅克尔的观点，废止是在规范冲突的情况下发生，而新法优于旧法不一定甚至主要不是为了针对规范冲突。[44]对法秩序的结构性分析不仅仅是分析那些几乎取之不尽的法律内容，也要分析有限的法律形式。注意这里用的是常设机关而非常设机构。只有当制定规范的权威规定了废止的时候，它才会发生。这显然不符合法律位阶理论。根据笔者的整理，我国立法之间的条件关系和废止关系如下表所示。

但问题是，从法律是最低的道德的角度，宪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道德内容，这些内容以基本价值共识的形式存在。涉及规划的，《城乡规划法》构成其上位法等等，不一而足。

人们假定它，即人们认为应当按照宪法的规定来行为，此时人们就已经将制宪行为和根据宪法来立法的行为的主观意义转变为一种客观意义，即法律规范是客观有效的、该规范所调整的关系成为法律关系。这一授权规则并不需要在每部法律中再规定一遍（当然笔者并非主张法律不能规定，而是说即使法律没有这么规定，也不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就不是行政法规的上位法了）。

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85-304页。也就是说，下位规范之所以生效，因为它是按照基础规范规定的方式产生的，而非因为它具有某种内容。

[71]但问题在于，这种观点只看到了条件关系，而忽视了废止关系。同时，《立法法》第7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从其行使的立法权的样态上来看，并无差别。[77]参见《就立法法修改与立法工作答记者问》，载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编：《2015年全国两会记者会实录》，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页。他称之为规范体系的不可改变原则。

所以，他认为，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并不存在上下位阶关系。（三）未经财政部批准，擅自发行、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品种和彩票游戏。

（2）具体是直观的，抽象是非直观的。凯尔森的言下之意是，此时适用的是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相当于对旧法的修改。

其次，从废止关系上来看，宪法和《立法法》也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不得同全国人大的法律相抵触。例如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内涵是公民有请求国家不得干涉其言论的自由，如果将此基本权利的权利主体（公民）、权利内容（不得干涉其言论）和权利客体（国家）剥离，就可以得到一个类似言论自由应予保障的价值。

关于梅克尔理论的发展演变，参见[德]马丁·博罗夫斯基：《论梅克尔的法律层级学说》，王晖译，载张龑编译：《法治国作为中道：汉斯·凯尔森法哲学与公法学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214页。[76]参见前注[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编书，第233页。当然，凯尔森在《谁应成为宪法的守护者？》一文中认为宪法还规定了下位法不应当规定的内容，似乎有违他上下位阶的法并非内容上的推导的主张，但是如果从凯尔森认为合宪性审查是消极立法的观点来看，上位法或者宪法只是排除了下位法的某些内容，并没有积极地参与下位法的内容形成，因为从不应当规定什么并不能推导出应当规定什么，所以还不能据此认为凯尔森的主张就属于自相矛盾。其次，凯尔森从区分道德与法律的角度提出，法律规范体系本质上具有动态的性质。

（一）对于传统法律位阶判断标准的反思 我国学界关于法律位阶的判断标准有一元论、二元论[41]和三元论[42]三种，这其中的共性在于都将制定机关地位高低作为判断法律位阶的标准，其他标准只不过是对该标准的补充。[32] 按照德国学者阿列克西的观点，基本权利是由主体、客体、内容组成的三重构造，[33]而价值则是将基本权利的三重构造去除、经由三重抽象而得出的结果。

[72]折中说认为，某些全国人大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之间是上下位阶，而另一些全国人大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之间是相同位阶。也就是说，法律只是在宪法授权产生的意义上才是对宪法的具体化，宪法并不要求法律将宪法中所有条款的内容予以细化。

其次，有人可能说，法律是授权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难道不是法律授权产生了授权立法吗？由此，从条件关系来看，应当是法律高于授权立法才对。如，《彩票管理条例》第5条第3款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查处非法彩票，维护彩票市场秩序。